核心参考文献: Ramey, V. A. 2019, 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Renaissance in Fiscal Research?.No. w25531 Carlstrom, Chartles & Fuerst , Timothy & Paustian, Matthias, 2013. "Policy multipliers under an interest rate peg of deterministic versus stochastic duration,"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s 475, Bank of England. De Grauwe, P. 2010. Fiscal Policies in “Normal” and “Abnormal “Recessions, VOXEU. Cogan, J. F., Cwik, T., Taylor, J. B., & Wieland, V. (2010). New Keynesian versus old Keynesian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4(3), 281-295.
图1 美国政府支出恒久性增加1%对实际GDP的影响 来源:Cogan et al. (2010,JEDC),上图与原文稍有改动。
从图1可以看出,Romer/Bernstein(2009)模型中,政府支出有很强的乘数效应,且实际产出恒久性的增长。而在SW(2007)模型中,财政乘数在第一期很大,随后逐渐下降并返回为0的水平。
一、理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Romer/Bernstein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扩展性财政政策会推动实际产出达到一个更高的增长路径,而SW模型虽然也是财政刺激,实际产出最终却还是回到刺激前的水平?De Grauwe(2010)认为,这两个模型代表了金融危机前,两种理论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性差异。
Romer/Bernstein模型带有多重均衡的结构,它允许财政政策将经济推到另一个均衡路径上。而SW模型则只允许一个均衡,即财政政策冲击后,经济最终会回到唯一均衡路径。那么,这两个理论得到的政策含义(财政政策乘数有多大?财政刺激应该何时退出?)也大相径庭。金融危机后,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越来越激烈。
De Grauwe(2010)概述了危机前,三类宏观经济模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理论结果。Ramey(2011,JEL)也综述了危机前财政政策乘数的相关理论和测算结果。此外,金融危机也使得宏观经济模型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财政政策效应也有很大差异。
第一,凯恩斯主义模型,即Romer/Bernstein模型为代表。这类模型得到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结果:财政刺激会恒久性的增加产出水平。这类模型显示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这就意味着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也可能是一种均衡。
第二,实际经济周期(李嘉图主义)模型,它假设李嘉图等价。这类模型显示理性的前看代理人知道当前预算赤字的上升会在未来缴纳更多的税收。因此,这些代理人会计算这些税收的现值,从而在当前的收入中储蓄一部分以便支付未来税收。因此,当前的财政刺激会被私人部门的储蓄抵消,从而使得财政政策的净效应为0,即财政乘数为0。
第三,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即SW模型为代表。该模型的理论结果是财政刺激对产出只有暂时性的提升效应。从效应上来看,NK模型得到的乘数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类似。然而,财政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退,产出最终会回到刺激前的状态。效应消失的机制又如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但是,在NK模型中,财政政策效应消失的过程比较缓慢,这是因为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的存在。
第四,异质性和金融摩擦NK模型。这类模型的“及时享乐(rule of thumb)”行为或非流动性资产型财富使得代理人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些特征使得赤字融资的财政支出乘数大于1,例如Auclert, Rognlie, and Straub (2018)。这些模型也被用来研究ZLB下的财政政策效应,通常理论预测乘数大于1。
综上所述,在尝试估计财政政策效应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使用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什么(De Grauwe,2010;Ramsey,2019)。凯恩斯主义模型或RBC与NK模型有根本不同的观点。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产出不会自动回到原长期均衡路径,而是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产出水平。而在NK或者RBC模型中,财政政策会使得利率、价格和工资发生调整,进而挤出私人部门的支出,因此,产出最终回到初始水平。只是在RBC模型中,这个过程十分迅速;而在NK模型中,这个调整过程较为缓慢。而包含异质性代理人和金融摩擦的NK模型则由于代理人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得到更大的乘数。
二、经验
2.1 估计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目前估计财政政策乘数的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
1、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和面板估计; 2、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 3、地区(subnational)层面的地理cross_section和面板估计。
前两种方法——时间序列和DSGE——的优势就是其估计出的国家层面财政乘数是政策制定者最关注的。时间序列方法比较灵活,而DSGE方法可以进行反事实分析和政策比较。但它们的劣势也十分明显——弱识别问题(Canova and Sala,2009)。
第三种方法与应用微观经济研究类似,因此,对参数识别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对州或省及更低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乘数估计结果并不是直接的宏观经济估计。这类估计方程一般包括常数项,这就意味着排除了宏观估计,参数仅仅表示相对效应。为了获得国家层面的财政乘数,还是要回到前两种方法。
总之,对于宏观来说,应用微观不是免费的午餐。对于宏观经济学家来说,财政乘数的估计依赖于效应识别,关注宏观经济学中的识别问题,可以参考Nakamura, E.,& Steinsson, J. (2018,JEP)。
2.3 财政乘数的范围
虽然,加入了异质性和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估计的财政乘数基本都大于1。但是从所有理论和估计方法的角度来看,财政支出乘数的范围基本在0.6~1,而税收乘数的范围基本在-2~−3。更详细的文献综述参考Ramsey(2019)。
三、结论
从20世纪60年代(货币主义复兴)以来,财政政策一直被忽视,而金融危机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财政政策,参见【论文评论】Fiscal Policy Effects in DSGE:Comments。
正如Ramsey(2019)所言,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学界缺乏财政政策乘数的研究,政策制定者也只能“拍着脑袋”实施一些财政刺激措施,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政策制定者又担心主权债务风险,所以又转向了财政调整。
随着学界对财政乘数研究的不断增加,政策制定者也有更精细的政策措施——从财政支出刺激转向减税等税制改革。而对于政府债务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参见Blanchard(2019)——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传统理论总是假定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政府债务会膨胀,最终可能破裂。但是现实数据显示了“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观点。他认为数据显示了中长期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政府债务的成本可能会比通常担忧的水平要低,那么,政府债务就有可能可持续的滚动,而且对于增加产出也是有利的,即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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